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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新的《日本国宪法》确认了国民主权原则，不仅要求各种国家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而且还规定了对国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以及对法律本身的合宪性要求，由此确立了实质法治主义。

至于《宪法》第10条关于二元土地所有制的规定，除了其时对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剥夺外，今天已经成为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行强制征收的宪法依据，但迄今未见最高决策层和立法机关有纠正之意。而且，依据该法第704条还规定，不仅法律规定的可审查的行政行为，而且没有其他充分救济的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都在司法审查范围内。

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规定，任何人认为公权力机关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或基本法规定的其他权利时，均可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在法国，设有宪法委员会和行政法院负责司法审查，前者负责对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危险的审查，后者负责对行政机关的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审查。一般来说，人民权利遭受侵害无非两种情形：一是来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侵害，如张三打伤了李四，A公司生产的有害食品造成消费者的损害。进入专题： 权利救济 法律体系 司法审查 中国梦 法治 。

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法律在公布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或者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或六十名国民议会或者参议院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至于是否袭用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等，当属别论。经此，一国的军事武装集团，作为该国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通常也是该国的一批政治社会精英，得以常规地纳入了该国的实在宪制（effectiveconstitution）。

这一军权的宪制配置没有，也不可能，避免75年后美国的南北内战，但这一军权配置从宪制上避免了各州用各自的常备军来打内战这一最坏后果。成本收益的盘算是想象的，结果却不是虚幻的。这里只想指出，农耕大国的中原历代王朝必须保有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而随之而来，就是一系列必须以宪制应对的相关问题。[55]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35页。

但后来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需要。文字记录至少始于西周。

但从历史中国的宪制层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军事问题是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武功转向文治，并且必须稳妥实现转移。[68]至，尽管几乎无人提及，它事实上也为1978年之后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保障，且不说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义，而这一点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心理建构，换言之，另一层面的宪制，也非常重要。村庄秩序的基础是血缘和亲缘，加上村落内熟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37]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页。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机动优势。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政府的救灾赈灾。[30]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多年后，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抱怨说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讲信用，违反了他们关于北约一厘米也不会向东推进的承诺。

一个很容易上手，也有点道理，但不太令人信服的遗忘机制也许与作为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重要构成部分的宪政话语（有别于其宪制实践）有关，与热衷这套话语的法律人有关。他强调，建立和保持军队是国家统治者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

[45]1213年，燕云十六州又为蒙古占领。相应的变化也出现在近现代的东亚。

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30万秦军部署于咸阳，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其一是军队的私人化：罗马军团长期驻守其攻占之地，远离罗马，将领容易尾大不掉，因个人生命所系，血战沙场的士兵自然更信赖和支持他们的杰出军事统帅，时间一长，他们就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军事统帅的士兵了，罗马军团的统帅因此就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敌人。有关这个国家的开国和建国，很容易令一些人误解。在西方威胁利诱下，包括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坑爹的儿子的劝说，卡扎菲自诩明智地放弃了核武和化武，[59] 但数年后，曾同他握手言欢的法国总统就下令发动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其政权，他本人则在被捕后被虐杀，而且3年后，利比亚仍动荡分裂，此刻美国正紧急关闭美驻利比亚大使馆，并撤离所有人员。汉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细柳营，被挡住，不准进入。因长城给长城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给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带来了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而且除非放弃游牧，游牧民族还注定无法利用长城、烽燧这种只能为农耕者使用的设施来守卫或预警（这与今天各国都可以研制核武器很不相同），这就迫使游牧民族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

[34]所谓天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不等于今天的外国或国外，它只是距离王朝的文明和政治核心遥远，却仍被想象是可以为中原王朝整合的地带，是与国的有效政治治理相关的地区。[29]参见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178页。

之后五胡和汉人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其中存在时间较长、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

包括废封建、建郡县这样的宪制变革，也必须以强大的秦军武力统一六国为前提。但在士家制或卫所制下，士兵则服役终身。

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当该国的常规政治死机时，就由这些精英按下制度的重启键。而修建于高山巅的长城也往往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与今天许多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想象相反，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尽管没有什么三权分立的论述（而且需要吗？如果做都做了），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

而且设防有意义吗，当游牧民族可以自由选择对它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攻在它看来防守最薄弱的地段，突破几乎是必然的。是二战的胜利，并因为法国是战胜国，才先后颁布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宪法。

相比之下，在历史中国，总是在中原建国、开国，秦汉之后总是中央集权，永远是农耕大国，永远有来自北方的威胁，所有这些不变的制度条件促使了，而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条件是，3000年来一直以统一的文字保留下来的、因此可以予以系统反思的历史记录和文献也有助于，历代政治家和学人，把相关的军事问题塑造成为历代中国政治和宪制的常规问题，要求并且激发人们系统思考和制度性应对。而由于在汉密尔顿看来民众通常更相信跟贴近自己的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因此军队才最适合由联邦政府来掌控。

但我关心的是，中国学人，在讨论中国宪制问题时，如果习惯了并因此照搬这种缺乏军事考量的宪制研究视野和话语，就一定会过滤掉军事对历史中国的宪制塑造，就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在宪制层面讨论军事问题，很可能会培养出那种我不懂的就不重要或就不是学问的心态。……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但中原百姓的苦难没有结束，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序幕。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北美大陆也曾是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也曾多次南下进入，侵入生产力水平更高、经济繁荣、军力看似很强大的中原王朝，在中原先后建立各种地方性的政权，也曾建立被后世承认为中华正统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建立各种割据的民族政权。

但无论兵制如何，国家都因此保有固定和稳定的军营和军事管理组织，使得军队作为一个固定组织总是存在，只是士兵是流动的。二战胜利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欧美的宪法话语改变了，实力政治声名狼藉，但宪制实践并没有改变。

[35]平定了天下，苍生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

（4）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无其他可行的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上诉追求。［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